德国法律规定，家长对未成年人有监管和照顾的义务，细节上如何执行，得按照孩子的年龄、身体、性格和心智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比如说，一个哺乳期的孩子需要得到的照顾，显然比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需要的多得多，婴儿几乎需要父母寸步不离地喂食、换尿布和照看；一个生病或正在换牙的儿童，德国医生的建议是，家长得比平时更用心，得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不得把病童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对有智力障碍的儿童，家长的责任可想而知更重，不仅要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还要防止孩子受伤和走失，尽管孩子可能已经到了正常孩子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吃喝拉撒和认得回家的路的年纪。所幸的是，德国相关的政府机构，比如青年局，会对这些有特殊困难、需要额外帮助的家庭和孩子，提供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

经过三个月的等待，我们终于搬家了。公寓周边环境优雅，楼里楼外都很安静。德国人是安静的，这在很多公共场合能看得出来。我喜欢安静的生活，也喜欢安静的人。

搬家的当天晚上我们请好友吃饭，感谢他们的帮助。开心说笑之时，门铃响了。我打开门见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披着栗色挂面式长发，身体被不同色调的黑色裹着。我看到对面的门敞着，心想她应该是我们的邻居了。“我要睡觉了，你们能安静点吗？”邻居用带有巴伐利亚口音的英语说道。我想礼貌地问她，才八点您就要就寝吗？不过看着她那双毫无喜感的眼睛，我只好点头说ok。转身进屋，朋友怕我们为难，便由谈笑风生变成了耳语声。看朋友们这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切都要从我六年级在海德堡的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e Gesamtschule Heidelberg时说起。当时我和同学们无法融洽相处，班主任老师就让我先去学校的心理专家那里咨询一下。我当时听从了老师的指令去了心理专家那里。一段时间之后，那位心理咨询专家以学校的名义叫我的家长去学校谈话。只可惜当时我的家长对这方面了解还不够深，就认为我在学校故意找事，接着把我臭骂一顿。在谈话时，我被请到心理医生那里去做测试，检查出来一种名叫“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心理疾病，但是没有确诊。

可以说我每天都做梦，一个同样的梦，梦见我飞啊飞啊，飞越我家的屋顶，飞越我居住的城市，飞越河流，飞越森林，来到一片阳光灿烂的海滩，和一个英俊高大的白马王子在一起亲吻，拥抱。我每每在妈妈的叫喊声中不情愿地醒来。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还要去早早按时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