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日的帐篷下，默克尔安坐，李克强伺立。华美的色彩和宝座，一眼看去还以为英国女王出访，共产中国也玩起了大清帝国慈禧太后的皇家排场？只是当年的清皇朝还没有国歌，袁世凯建起中国第一支军乐队。慈禧太后前来小站阅兵，在袁世凯的陪同下，乐队演奏了雄赳赳气昂昂的法国《马赛曲》。皇太后听了大喜过望，误以为这是专门为她创作和演奏的大清国乐。

这阵子中南海习都督被华府疯老头特朗普的醉拳乱拳打得满地找牙。本要以牙还牙，无奈满嘴老板牙已所剩无几。要禁止进口美国猪肉以惩罚美国猪民，袭击疯老头的大选票仓，争口气进口俄罗斯猪肉。没想到喀秋莎的争气猪圈里尽培植非洲猪瘟，一下闹得中华大地猪瘟泛滥，殃及无数无辜的中华爱国猪也被满门抄斩，赵国民众因此只能凭票吃肉以降低三高……中美贸易战正酣之际，迎来同为出口大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9月6-7日访华，这对中国就如久旱迎来甘露，天国派来的使者，或许能与德国建起抗美同盟军。

两场世界论坛的政治关联

欧洲的冬天是最美的滑雪季节，却引来了两场世界级规模的会议：

一、世界经济论坛：1月22-24日，在瑞士举行年度一次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来自全世界110个国家的3000多位政界、经济界、媒体和社会名流、仅仅国家元首就有65位，汇聚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讨论当前世界经济的问题和走向——许多经济战的背后其实是政治战，近年来最大的争战双方是美国与中国。

二、世界国防论坛：2月15-17日在德国举行年度一度的慕尼黑安全大会（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来自全世界600多位政界、军界和国防工业界汇聚在德国名城慕尼黑，仅仅国家元首就有35位，还有60位外交部长、30位国防部长，及北约秘书长和欧盟国防负责人，开幕式由德国国防部长Ursula von der Leyen和英国国防部长Gavin Williamson主持。

八九学运已经过去了三十年，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已经淡忘了当年的悲愤，新一代人中许多人还不了解、或只是肤浅地了解当年的事件，这就是中国政府想刻意达到的目的：用掩盖历史、篡改历史的手段，将当年的这一罪恶从人们的记忆中、从历史上抹去。但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得过于惨烈，过于惊心动魄，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世界历史的集体记忆。其对整个世界的冲击，可能不亚于二战中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个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惨案，牵动了远隔万里的德国民众的心，而且过了30年都没有改变，一如既往地悼念“六•四”惨案中丧身的人们。就如瑞士《巴塞尔报》6月4日的评论中所述：只要在中国禁止讨论“六•四”事件，国外就要提供平台，让人们充分地讨论这一历史事件，悼念这一事件中的死难者。

我与中国：索罗斯2019年1月24日在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发言
编者按：索罗斯（George Soros, 1930.8.12.-）是世界著名的金融大鳄，国人对他的熟知，是他亲自导演的金融奇袭战，导致1992年英镑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人们提到索罗斯皆谈虎变色，不知他的下一战会奇袭哪国。但其实这都是坊间传说，实际的索罗斯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金融投资家，几十年来投身于维护自由世界，即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经济。甚至早在中国开放之初，他就赶赴北京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献策，投入巨资在北京设立“中国基金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年的重要智库。但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政治不断倒退，不仅危害了中国社会稳定，而且威胁到世界和平。年近90的索罗斯老骥伏枥，依旧关注中国社会的动向。在今年瑞士达沃斯国际论坛上，他作了长篇演说。而且非常少有的是，他回顾了自己童年遭遇纳粹迫害、80年代与中国官方合作的往事，然后指责中国现政府对自由中国、自由世界的威胁。他的演讲内容其实没有过于锋利，但以索罗斯的身份和威望，在欧美世界影响至深，几乎成为这届达沃斯国际论坛最著名的一场演说——中国代表王岐山的演讲没有引起西方社会任何回响。西方媒体引述索罗斯最多的一句话：“习近平是当今自由世界最大的敌人。”通过索罗斯的演讲内容，大致可以了解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现状的解读、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封杀华为产品在欧美市场的政治实质和战略背景——结论：中美贸易战不可能和解！（跃君）

晚上好，感谢各位光临。我今晚的发言是要对全世界发出一个警告，即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会威胁到开放社会的基本生存。去年我在这里的讲话主要是分析信息技术垄断会产生恶果。那时我说：“在专制国家和大数据丰富的信息技术垄断公司之间，正在形成一种联盟，这种联盟使新兴的企业监控系统与已经发展的国家资助的监控系统结合起来，将导致形成一个甚至连乔治·奥威尔都无法想象的极权主义的监控网络。”

今晚我要提请大家注意开放社会面临的致命危险，即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可以被掌握在专制政权手中的控制手段。我重点讲中国，在那里习近平要使一党制的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自去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对中国极权主义控制的形成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每个人可能被获取的信息正在迅速扩展，所有这些信息将被整合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以建立一个“社会信用体系”。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演算，对人们进行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会对一党专制的国家形成威胁，并因此而区别对待。这一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完全投入运营，但其发展方向已很明显。它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个人命运从属于一党专制的国家利益。我认为，这种社会信用体系非常可怕和令人憎恶。不幸的是，有些中国人却认为这一制度颇具吸引力，因为它能提供目前尚无法提供的信息和服务，而且，也可以保护守法公民免受国家敌人的侵害。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但它无疑是最富有、最强大和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最发达的独裁政权。这使得习近平成为信奉开放社会理念的人们最危险的敌手。但习近平不是绝无仅有。集权体制正在全世界迅速增生，一旦成功，就会成为极权主义国家。

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我毕生致力于反对整体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错误地宣称，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合理。我相信，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不可能永远被压抑。但我现在感到，开放社会目前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尤其令我感到不安的是，由人工智能开发的监控设施，使专制政体相对开放社会具有了先天内在的优势。对他们来说，监控设施是有用的工具；而对开放社会来说，这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我所说的“开放社会”是一种简称，这种社会是依法而治、而不是由某一个个人来统治；国家的作用是保护人权和个人自由。我认为，应该特别关注那些遭受歧视或遭受社会排斥、以及无法自我保护的人们。与此相反，专制政权使用所有监控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并以牺牲被他们利用和压迫的人的利益作为代价。

如果这些新技术可以为专制政权提供先天内在的优势，那么开放社会如何得到保护呢？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是所有希望生活在开放社会中人们所应当关心思考的问题。开放社会需要对生产制造监控设施的公司进行规范，而专制政权却可以宣称它们是“国家领军企业”。这使得一些中国国有企业能够赶上、甚至超越强大的跨国公司。

当然，这不是我们当下应当优先思考的唯一问题。比如人为的气候变化威胁着我们文明的基本生存。但开放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性劣势一直是我优先思考的问题，愿在此与大家分享如何应对的一些想法。

我对此问题深切的关注来源于我个人的经历。我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是犹太人。当德国人占领匈牙利、并开始将犹太人驱逐到灭绝营时，我才13岁。非常幸运，我父亲了解纳粹政权的性质，并为所有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一些犹太人安排了假身份证件和藏身之处，使我们大多数人幸免于难。1944年是我人生经历的关键节点，使我很小懂得了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主宰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当纳粹政权被苏联占

领取代时，我尽快离开了匈牙利到英国避难。

在伦敦经济学院，受我的导师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的影响，形成了我的基本概念框架。当我在金融市场找到一份工作时，出乎意外地发现这一概念框架极为有用。这框架与金融无关，但它是基于批判性的思维，使我能够分析出当时流行的指导机构投资理论的不足之处。我成了一名成功的对冲避险基金经理，我以我是世界上酬薪最高的评论家而感到自豪。经营一家对冲基金压力很大。当我为自己和家人赚到的钱多于我所需要的时候，我经历了一种中年危机：我为什要拼命去赚更多的钱？我反复深思，我真正关心在意的是什么？于是，1979年我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我将其目标定义为：帮助开启封闭式社会，克服开放社会的不足，倡导批判性思考。

我最初致力于消弱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之后转向促使苏联体制的开放。我与匈牙利科学院建立了一个合资项目，是共产党控制的，但其代表暗中同情我的努力。这一项目的成功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从此迷上了我所谓的“政治慈善事业”，那是在1984年。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试图在匈牙利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复制我的成功经验。在苏联邦阵营内、包括苏联本身都相当不错，但在中国则另当别论。

我最初在中国的努力看起来很有希望，是在共产党世界很受尊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们，与渴望学习匈牙利经验的中国新建的智库团队之间的交流互访。在最初成功的基础上，我向智库的领导者陈一咨提议，在中国复制匈牙利模式。陈得到了赵紫阳总理和他具有改革思想的政策秘书鲍彤的支持。1986年10月建立了名为中国基金会的合资项目。它不同于中国的任何其他机构，在书面上有完全的自主权。鲍彤是这个项目的领导者。

但众多激进改革派的反对者联合起来攻击他。他们声称我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要求内部安全机构对我进行调查。赵紫阳为了自我保护，将陈一咨换成了一个对外安全警察部门的高官。这两个部门是平级的，不能互相干涉。

我同意了这一变更，因为我不太高兴陈一咨把过多的资助给了他自己研究所的成员，而且我对幕后的政治内斗不知情。但是中国基金会的申请者们很快意识到该组织已被政治警察控制，于是开始远离。当时没人有勇气告诉我这其中的缘由。后来一个项目执行人在纽约拜访我，冒着对自己相当的风险告诉了我真相。此后不久，赵紫阳被废黜，我以此为由关闭了基金会。这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之前不久，因此给与基金会有关的人留下了一个“污点”。之后，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洗清自己，最后总算成功。回过头来看，我显然犯了一个错误，即试图建立一个以中国人陌生的方式在中国运作的基金会。那时，捐助一个项目意味着在捐赠者和受益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的义务感，使他们有义务永远彼此保持忠诚。

过去的事就讲这么多。现在来说说去年发生的一些事，其中一些令我感到惊讶。我最初到访中国时见过很多高官，他们热衷开放社会的理念原则。他们年轻时多被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受的苦比我在匈牙利时大得多，但他们活过来了。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都经受过专制统治。他们很愿意向我了解卡尔·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理念，并抱有很大的兴趣。然而，他们的理解与我不尽相同。他们熟悉儒家的传统观念，而在中国没有投票选举的传统。他们的思维仍然是等级制、而不是平等主义，对高职位的人有天生的尊重。但我想要的是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所以，当习近平在国内遭遇严重反对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我对它采取的形式感到意外。去年夏天在北戴河海滨度假地举行的领导层会议上，习近平的影响显然略有削弱。尽管没有官方公报，但有传言说，会议不赞成取消任期限制和习近平围绕自己建立的个人崇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批评只是对习近平过激做法的警告，并没有扭转两届任期限制的解除。而且他自己推崇的“习近平思想”，作为他对共产党理论的升华，被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同样的高度。习近平因此有可能终生成为最高领袖。目前的政治内斗仍没有最终结果。

我一直在讲中国，但是开放社会还有很多其他敌手，其中首选俄国普京。最危险的前景是，这些敌手合谋，彼此学习怎样更好地压迫自己的人民。下一个问题显然是，我们如何能阻止他们？

第一步是认识到这种危险。这也是我今晚讲话的目的。现在要讲一讲困难所在。我们这些想要维护开放社会的人们必须共同努力，形成有效的联盟。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不能留给各国政府。历史已经表明，即使想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仍有许多其他利益，他们必须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自由，而不是把个人自由作为抽象概念加以保护。

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致力于保护人权，尤其是政府不给予保护的人们。我们四十年前开始的时候得到很多国家政府的支持，但目前已有所减少。美国和欧洲曾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但现在他们都被各自的问题所困扰。因此我想把重点放在我认为对开放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即中国将会怎样？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来回答。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他们和习近平明显区分开来。鉴于习近平已经表明了他对开放社会的敌意，中国人民便成为未来的希望所在。事实上，这种希望也是有根据的。正如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向我解释的，中国有一种儒家传统，即当给皇帝出谋划策的幕僚强烈不赞同皇帝的某一项行为或法令时，会大声疾呼。他们充分了解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被流放或斩首。在我处于绝望的边缘时，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在中国，开放社会理念的捍卫者大多是我的年龄，已经退休。取而代之较年轻的，要依仗习近平得以提升。但已出现愿秉承儒家传统的新的政治精英，这意味着习近平

在中国继续会有政治上的反对派。

习近平把中国鼓吹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但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都遭到批评。他的“一带一路”方案已推行了一段时间，足以暴露其缺陷：即它是为中国利益、而不是受援国的利益所设计的；其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贷款提供资金，而不是通过赠款。而且，外国官员经常被贿赂而接受项目，许多项目被证明是没有经济效益的。

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为自身战略利益需要在斯里兰卡建了一个港口，它未能吸引足够的商业流量来偿还债务，使中国得以占有港口。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案例，普遍引起了怨恨。由纳吉布·拉扎克领导的马来西亚前政府出卖给了中国，但在2018年5月拉扎克被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领导的联盟投票赶下台。马哈蒂尔立即停止了中国公司的几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谈判，马来西亚仍需要向中国支付多少钱。

巴基斯坦的情况不太明朗，它是中国投资最大的接受国。巴基斯坦军队对中国感激不尽，但去年8月成为总理的伊姆兰汗的立场则含混不清。2018年初中国和巴基斯坦宣布了军事合作的宏伟计划，到了年底，巴基斯坦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有一点变的很明显：即中国有意将“一带一路”方案用于军事目的。所有这些挫折，迫使习近平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有所改变。9月份他宣布要避免“虚荣项目”，转而采取更为精心构思的举措；10月份人民日报警告说，项目应该符合受援国利益。有关客户现已有预先警示，其中一些国家，包括从塞拉利昂到厄瓜多尔，正在质疑或重新谈判项目。

习近平也不再谈论“中国制造2025”，这是他一年前自我推销的核心内容。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现已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众所周知，特朗普总统的不可预知性臭名昭著，但这一决定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战略计划的结果。从那以来，特朗普怪异的行为举止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各机构采取的中国政策所取代，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顾问马特·波廷格和其他人所监督。副总统迈克·彭斯在2018年10月4日非常重要的讲话中，概述了这项政策。

即便如此，将中国宣布为战略对手也是过于简单化。中国是全球的重要一员，对中国的有效政策不能简单概括成一句口号。它应该是复杂精细、且可实际运作的；必须包括美国对“一带一路”方案的经济回应。波廷格计划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它的最终目标是平衡竞争环境还是不与中国交往。

习近平完全理解美国的新政策对其领导构成的威胁。他把赌注押在2018年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个人会谈。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战的危险升级，股市开始严重抛售。这给特朗普政府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上。当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时，双方都渴望达成协议。难怪他们达成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协议，即九十天的休战。

有明显迹象表明，中国正在经历广泛的经济放缓，这也在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全球性经济放缓是市场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中国不言而喻的社会契约，是建立在稳步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如果中国的经济下滑和股市下跌太严重，这种社会契约可能会受到破坏，那么甚至商界也可能会反对习近平。这种下滑也可能敲起“一带一路”方案的丧钟，因为习近平可能会耗尽为亏损投资继续提供融资的来源。

在更广泛的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上，西方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一场未经宣战的争斗。中国想要通过其新的网络平台和技术控制发展中国家，从而决定数字经济的管理规则和程序。这构成对互联网自由和开放社会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