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事件牵动着海内外华人的心，也牵动着西方世界的政界与社会。笔者分别在90年代和新世纪两次去过香港，为九龙市中心的人山人海和亚洲式的经济活跃而震撼。尽管笔者在香港没有亲友，但还是心系香港。

香港从一个渔村而发展成亚洲金融中心，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瘠土达到人均产值50542美元(2019)，超越英、德、法。香港发展就靠两点：法制与低税收——低税收不稀奇，最早在台湾、现在在大陆都划出许多自由贸易区。所以香港的成功最主要是靠法制。

中国著名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病去世的消息，西方国家领导人，人权组织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纷纷表示哀悼。

西方国家领袖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对刘晓波病逝表达深切哀悼。

侯赛因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的人权运动乃至全世界已失去了一位标志性的杰出人物，刘晓波将其毕生贡献给了和平、持续性地捍卫和推进人权事业，其本人更因维护这一信仰而被监禁坐牢。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声明中表示，“今天，我与那些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士一道哀悼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不幸去世，他是因为推动和平民主改革而在中国长期服刑期间去世的。”

他说，“刘晓波把他的一生都贡献于改善他的国家与全人类以及对公正与自由的追求。我谨向刘晓波的夫人刘霞以及他所爱的所有人致以诚挚的悼念。我呼吁中国政府解除对刘霞的软禁并允许她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中国。”

在中美贸易战的烽火中，引来了年度一次的第49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1月22-24日，来自世界110个国家的3000多名政界、经济界、媒体和社会名流汇聚在瑞士的著名疗养镇达沃斯，仅仅国家元首就有65位，汇聚一堂讨论世界经济走向和检讨当今世界经济利弊。

创建世界经济论坛的初衷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之间能互相交流，共同讨论世界经济和贸易交流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但非常不巧的是，19世纪末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英国，因为脱欧问题受阻，英国政府内外交困，英国首相梅没有心事前来参加；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美国，因为总统特朗普要求建墙阻断墨西哥难民的预算计划没有获得议会通过，特朗普居然终止整个政府运作，以致特朗普及其经济团队无法前来，只能让外交部长通过网络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一个讲话。于是，本届论坛的主角就成了欧盟诸国与亚洲的中日等。

再版的春天

一把琵琶，独坐，与灵魂对话。枝头孤傲的雪，“啪”地掉下。酝酿了一冬的土地，在阳光的照耀下，不动声色地绿了。三三两两的鸟鸣，或红或白地开放和弹离，把爱传递给读者。

世间万物都在演绎季节原初的命题，桃花在云鬓唼喋，古榕在都柳江上眺望，像燃烧的火焰。牧笛在牛背放飞稚嫩思绪，水车还在继续跋涉。吊脚楼下的春天，像一幅美妙绝伦的画，真实抑或抽象，都是故乡的模样。

手执爱情在江边低诉，注定是青春的浪漫。面对那些情窦初开的名字，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现代社会最明显的特征和感觉就是我们亲历的通讯技术的一代代发展：从第一代（1G）的大哥大（1972-1994），第二代（2G）Motorola小手机（1992），数字传送速度达到220 kB/s，并开始了手机短信SMS（1995）。第三代（3G）速度从384 kB/s（2004）发展到100 MB/s（2010），其间2006年德国首次达到8500万部手机，超过平均人手一部。现在处于第四代（4G），最高网速达到1 GB/s (2014-)。

4G时代，已经能够大致满足人们手机上网、传送图片、手机上看录像及一定量的机器人操作等，但对于分辨率较高的录像或复杂的机器人操作等，则网速、网量还很勉强。而在当今世界，尤其是未来发展，数字式技术将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农业自动化、车辆行驶自动化、机器人、大数据管理等等，需要更大量、更快的数据传递，4G水平就无法胜任了。所以，整个通讯世界将进入5G时代，即网速达到10 GB/s以上、数据容量超过现在的1000倍。

许多工业国家都希望在5G的普及使用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以此带动本国各项工业、农业、国防等技术的发展。欧盟对网络现代化非常重视，欧盟设立数字化专员，德国联邦经济部一位副部长就专管数字化建设。但结果如何呢？德国自民党议员Manuel Höferlin指责德国政府：管理网络的最高层机构和讨论比瑞士还多，但网络的实际覆盖率都不如罗马尼亚！左翼党议员Anke Domscheit-Berg埋怨说，她经常坐火车往返于她的选区（德国东部Havel河畔）和柏林之间，一路上一会儿有网络信号，一会儿又消失了。德国政府总是提出一大堆宏伟计划，计划还没实现一半，就又推出了新的计划。

美国大选后，因为撞上了特朗普的异数，世界各国都非常紧张，各国媒体纷纷评论猜测，似乎都在希望希拉里能够当选。但应当说，他们的这些愿望都是从各国自己的利益出发，有多少人是从美国暨美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换位思考，来理解。难怪特朗普会说，美国保护了这么多年欧洲和日本等，我们自己得到了什么？

分析这一年来欧美政治气氛的变化，整个社会都有向右转的倾向。究其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造成对工业发达国家的冲击，社会底层没有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甚至受害。于是社会两极分化。而对美国，还增添一重历史包袱，即国父们留给美国后人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两位候选人，希拉里是民主党左翼，特朗普是共和党右翼，他们的政治分野，就是他们对经济全球化和对国际社会责任的认同程度。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

欧洲经济自古落后，公元1000前后只占世界经济的15%，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在中东与中国，当时的商路是横跨黄海与地中海的丝绸之路。这个时期的经济交流形式：原料与生产都在同一地，通过遥远的商路到达消费者之手。因为路途遥远，能经济交流的只有价格昂重、体积较小的调味品、首饰或装饰品之类。在欧洲本土，从12世纪就在法国Champagne和德国法兰克福开始了博览会，但规模较小。总之，丝绸之路还谈不上今日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科尔的晚年不算凄凉，但够冷清。1998年是他人生的灾难之年：执政16年后惨然落选，退出基民盟党主席，但还授予他荣誉主席；次年揭爆捐款丑闻，他被党内同仁“划清界限”，取消荣誉主席，他还以他的私人房产作抵押。此后他退出政坛，退出公众视线，回到老家，人们似乎逐渐地把他遗忘。两德统一20周年之际，作为最大的功臣，他本应再现于公众媒体享受一番他当年的英明和辉煌，但他已经垂垂老矣，根本无法再面对媒体说一句话。还是《图片报》想出了一招，乘天黑无人注意之际，将坐在轮椅上的科尔推到柏林的勃朗登门前，迎着路灯，逆光拍摄了一张他的背影照，以整版篇幅刊登在《图片报》上，堪称“此时无声胜有声”，但也看到英雄末年的凄凉。几个月前他又被媒体又炒作了一番，他的传记作家将科尔与他的一段谈话内容——过后科尔明确表示这段内容不得对外——发表了出来，可谓虎落平阳被狗欺，引来科尔震怒，要起诉这位作家，据说要他赔偿100万欧元……

2017年6月16日，突然传来科尔去世的消息。似乎在意料之中，德国民众并没有感觉非常突兀。但很快，德国社会醒悟过来：他们失去了一位在德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在两德统一时刻，曾经举足轻重的政治家。而欧洲政界更感觉失落 ——恰恰在欧元国发生财政危机、欧盟发生难民危机、英国脱欧之际——失去了一位毕生致力于欧洲统一的挚友同道。7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举行了科尔追悼会，欧盟各国首脑、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俄国总理梅杰夫等专程前来参加，这还是欧洲议会的第一次。

2016，可以写入历史的一年：7月23日英国公投脱欧，出乎意料地以3,8%的微弱多数通过；11月8日美国大选，又出乎意料地政治黑马川普以306:232当选（直接选票相反是46,2%：48,2%）。之所以说“出乎意料”，是指按照欧美通常传统的政治文化，他们不可能胜选。这一年欧美的右倾势力暨民粹主义达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这在欧美的社会环境下似乎也不应当发生。

欧美社会的“后真相”现象

2016年国际政坛上出现了几个黑天鹅，黑天鹅的背后正是欧美政治文化的变迁：从理性进入非理性。社会民众不再注重事实本身，有些政治家有意夸张民众的错觉，制造错误信息。而民众不再有耐心去辨别思考，只凭自己的感觉或错觉来投票。健康的民主制度恰恰建立在民众的理性之上：摆事实，讲道理，是人们可以坐在一起讨论的基础，也被人们称之为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黄金准则”。否则，一缸浑水，难辨是非。

英国脱欧派代表Boris Johnson大肆宣称英国每周要交付给欧盟3,5亿英镑，应当将这个款用在英国民众的医疗卫生上。他却回避说，欧盟以农业补助、教育科研等项目，回馈给英国多少款。英国统计局给出了英国与欧盟经费往来的实际数据，脱英派却说统计局在“误导”民众；英国财政研究所提交了英国与欧盟经济盈亏的报告，脱英派说研究所的学者们“不明智”。脱欧派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悠忽老百姓。